30出头的小李找工作屡屡碰壁，最近他开始在咖啡店当服务生，每周工作32个小时。他表示，可支配时间较多，周末上班还有额外的补贴，自己一个人生活花费足够了。
像小金和小李一样想法的韩国年轻人不在少数，所谓“飞特族”（Freeter）逐年不断扩大。“飞特族”是英语“自由”（Free）和德语“工人”（Arbeiter）的合成词，最早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特指无固定工作靠打零工维持生计的年轻人。但近年来随着韩国最低时薪的水涨船高，以Z世代（通常指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一代人）为主流对加入“飞特族”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上月，韩国敲定明年的最低时薪为1.003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3.05元），较今年上涨1.7%。这是韩国自1988年实行最低时薪制度后首次步入“万元时代”。按照每月工作209小时计算，最低月薪为209.627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1万元）。除了欧美发达国家外，韩国的最低工资水平在整个亚洲地区已遥遥领先，高于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发达经济体。
去年10月，韩国兼职信息网站“兼职天国”面向749名Z世代实施调查结果显示，62.3%的受访者称打工是追求“GOD生”（有规律地做一些能让自己感到成就感的事情）的方法。微观数据也显示，以今年5月数据为准，15-29岁的年轻就业人口总计400.5万人，其中的104.3万人每周从事36小时以下的兼职工作，这说明每5名年轻就业人口中，就有1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上班”而是打零工。
除了韩国最低工资水平的不断提高外，年轻人崇尚个性自由，不愿被职场的条条框框所束缚，也不愿应付复杂的人际关系。与父辈不同，他们认为工作与生活平衡高于一切，朝九晚五的职场生活不能提供“情绪价值”时，他们不再盲目追求高薪和职位晋升，不愿沾上一点点的“班味”，而是在保证“自由灵魂”的前提下，更加注重个人兴趣和特长的发展，渴望在工作中找到真正的意义和价值，而不是仅仅为了生存而工作。
但“飞特族”增长的同时，也有专家表示出忧虑，从长远来看这可能会成为一项严重的社会问题。东明大学社会福利专业教授李率智（音）表示，年轻人不愿工作的原因大致分为内在障碍即个体心理因素和外在大环境的影响，这实际上是韩国社会制度上存在的问题，如果不能创造传统意义上被视为“好工作”的岗位，至少应该缩小正式工和非正式工之间的待遇差距，为劳动力市场提供更多的灵活选择。
统计厅日前发布的最新经济活动人口调查结果更为触目惊心，上月韩国15-29岁的“躺平”人口创下历史最高水平，达到44.3万人，比新冠大流行的2020年（44.1万人）还要多，这其中对于“是否想工作”给予否定回答的占比75.6%，也就是说四分之三的人压根没有工作意向。给出的最主要理由为“没有满意的就业岗位”。缺乏优质工作岗位正在迫使青年完全离开求职市场。
从韩国产业结构来看，拉动经济增长的半导体、汽车、造船等均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就业诱导效应相对较低。而“飞特族”大多数从事质量相对较低的单纯服务或劳务岗位，这也令韩国的经济发展动力不足。从中长期来看，又将加重韩国目前已经“惨不忍睹”的低生育率，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为解决这些问题，政府的政策支援必不可少，为鼓励青年就业提供税收优惠，创造宽松的创业环境，支持他们进行稳定的经济活动。“飞特族”并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全社会共同面临的课题，政府、企业、教育机构，以及年轻人本身的努力缺一不可。
韩国“飞特族”激增背后暗藏社会危机【图片提供 Getty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