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沧海遗珠惊现首尔 宋代画家石恪作品在多宝星公开

作为世界文明发源地之一，中国五千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文明留下数量众多、异彩纷呈的珍贵文物。然而，在晚清时期，因遭遇内忧外患，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量珍贵文物或被列强掠夺倒卖，或因商人走私流落他乡，或被盗墓者倒卖而流失海外。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完全统计，在全球47个国家、218家博物馆中，中国文物数量达167万件，而流散在海外民间的中国文物数量更是馆藏的10倍之多。

韩国首尔市钟路区坐落有一家多宝星古文化艺术馆，其开馆于1983年，为目前亚洲地区藏有古代艺术品规模最大的文化艺术馆，除韩国的古代艺术作品外，还包括大量的中国古代艺术品，总藏品多达10万多件。对于馆内所藏的中国古代文物，多宝星古文化艺术馆代表金种春介绍称，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通过组织所谓的“考古”，或是洗劫博物馆等文博机构，对中国文物进行了大肆破坏和掠夺，导致大量中国文物流失到日本。岛国日本自然灾害频发，因担心文物受损，在朝鲜日据时期把众多珍贵文物转移至位于现韩国首尔的景福宫保管。

金种春代表二十多岁便开始从事古代艺术相关工作，现已年近耄耋。朝鲜半岛从日本的殖民统治下独立后，为防止珍贵文物四散民间，金种春代表便以个人名义集中收藏保管遭日帝掠夺后遗留在景福宫的中国文物，随后设立多宝星古文化艺术馆。近日，多宝星方面在所藏众多文物中首次发现并公开中国五代十国时期后蜀画家石恪的一幅书画作品。
  石恪字子专，生于四川成都，学习儒学，性情豪放不羁，滑稽玩世。师从画火名人张南本，首开减笔人物画之先河，为后蜀的寺观创作诸多佛道像。965年后蜀灭亡后，宋朝都城迁至开封，石恪应宋太宗之命去相国寺画壁画。此后石恪获画院之职，但坚请辞职，归乡途中去世。石恪的戏笔人物画具有“惟面部手足用画法，衣纹皆粗笔成之”的画风，在全球公开的唯一传世之作《二祖调心图》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该作品纵35.5厘米，横129厘米，现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此次多宝星方面公开的石恪作品纵47厘米，横826.3厘米，除减笔人物画作外，每一帧都附有石恪亲自写下的画作说明。作品中间还间或印有此后各路名人的印章，为证明如此珍贵的名画为自己或鉴定、或赏玩、或所藏。此外，作品两侧还有古代名人在观赏石恪画作后的亲笔题字，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署名“铁遂”的“妙墨传神”四字。铁遂即杨延昭，本名延朗，是中国北宋名将杨业之子，人称杨六郎。999年辽国南侵时，杨延昭正守卫遂城，因时值寒冬而下令汲水灌城墙，次日清晨城墙上的水结冰，辽军无法攻城而退，杨延昭也因此被时人称为铁遂。
  明朝内阁首辅李东阳也在观赏石恪这幅作品后留下史迹。李东阳是中国明朝的文人、政治家，字宾之，号西崖。宪宗、孝宗、武宗三代50年间，李东阳曾担任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等朝廷要职40年。在永乐、成化年间，唱和应酬诗使明朝的诗坛陷入低迷，他独自追求盛唐诗风，成为唐诗复兴运动的先驱，著有《悔麓堂集》100卷，其中以模仿古代乐府诗100篇而闻名。李东阳所题的“正德戊辰春王正月，长沙李东阳观”，意在留下本人于明朝正德年间的1508年春季观赏画作的痕迹。

明代书法家宋克或是为帮助后人理解石恪及其画风，写下对石恪的生平与性格介绍。宋克在所题文章中也同样提到石恪“性不羁，图画之中必有讽讥玩世焉”，此画风在这幅长达八米多的画作中也得到十足体现。宋克号南宫生，洪武年间暂任东厂副使，不久放弃官职归隐，过自娱生活。宋克擅长楷、行、草和章草诸体，出自魏、晋，深得钟繇、王羲之之法，笔精墨妙。其代表作品有《急就章》，并与高启合著《南宫生传》。宋克诗作出色，与高启等并称“吴中十才子”，在书法上与宋广、宋璲并称“三宋”。宋克还以墨竹闻名，与杨维翰、王绂、夏昶合称明代墨竹四大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其书画作品。
  明代后期文学家王穉登观赏石恪书画后，在明朝万历年间1575年秋季的山西太原写下“逸笔一派本出于吴道子超然不可及也此，卷为石恪自立一家又逸本别开生面矣”。其意为石恪卓越的笔法源于吴道子而超然脱俗，难以企及，本卷由石恪独立自成一派，首次开辟卓越根本的新领域。王穉登字百谷，工书法，擅篆、隶、行、草书，活跃于文徵明之后，与周天球齐名，著有《吴社编》《金昌集》《国朝吴郡丹青志》等。除了四位名家的题字以外，书画中间印有的“杨氏家藏”、“魏国国书”与明太祖朱元璋之孙朱允熙的“衡王”印章也格外醒目。

发现这一文物后，多宝星方面委托韩国训民正音纪念事业会董事长兼古汉语教育学博士朴在成对作品内容进行基本分析。对于石恪这幅书画所具备的历史与艺术价值，朴在成强调：“通过这幅画作不仅可以了解到画家石恪独特的艺术境界，更重要的是还能感受到中国古代宋朝初期的画风，具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为后人提供深入了解宋朝初期艺术风貌的重要线索。因此，这一作品可谓是中国的国宝级艺术品，其价值不仅体现在精湛的艺术表现上，更体现在对中国艺术的贡献和对历史价值的传承中。”

金种春代表介绍称，石恪的该作品与其他日本书画作品一同被发现，因此起初误以为是日本文物，后经专家鉴定为中国五代十国时期画家石恪的作品。该作品无论是在规模尺寸，还是画作内容，或是文化价值方面，都明显优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的《二祖调心图》。多宝星方面还透露，石恪的这幅书画作品预计4月送至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与其同行的还有现藏于多宝星的文徵明书画作品与三件元代瓷器，目前送展详细事宜正在积极推进中。

金种春代表就此次公开的石恪书画作品向本报表示：“从书画作品本身和众多名家题字足以看出这是一件满载中国古代历史的珍贵文物，能够发现如此价值连城的文物实属荣幸。现在是全球各国文化与艺术互相交流融合的时代，我也迫切希望与世界分享这一稀世珍宝。从这一书画作品所具备的历史意义来看，个人认为其可谓是一个国家的财产，因为是中国古文物，所以还计划请中国专家来作进一步的鉴定与评价，目前正在以6月进行为目标积极协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