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中，中国在经济方面的增长有目共睹，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在国际交流中，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品被翻译成为其他语言，从而让中国不同国家的文化交流更具活力。我作为这一时代的亲历者，感慨万千。
80年代，我离开韩国前往日本留学，攻读文学博士学位，所在的学校是位于福冈的九州大学。然而对于一位留学生来讲，获得当地的文学博士学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人都耗费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我属于“幸运”的一类，只用了四年就完成了学业，而且当时的博士论文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在日留学期间，我一直在研究中国历史。我一直认为，韩国和中国历史的关系非常重要，但是一般的韩国民众并不了解，只知道中国是个土地大、人口多的国家。因此，我在拿到博士学位之后，思考的事情就是通过翻译中国图书，让韩国民众更好地了解中国。
博士毕业之后，我回到了国内。1992年，我参加了首尔国际出版学会，并在会议期间担任翻译。在这次会议上，我结识了很多中国出版界的元老级人物，从此便开始了与中国出版人的交流。在此后的多年时间内，我与这些出版人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2012年6月，我荣获“第六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进而结识了更多与出版行业相关的人物，并与中国出版界人士的关系更加深厚。
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到年近古稀的学者，我见证了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前不久，我经历了对个人比较重要的两件事，其一是与妻子迎来三十周年结婚纪念日，其二是博士期间论文集在三十年后得以发表，虽然这都算不上什么稀奇之事，但对我来讲却别有意味。前者是对家庭支持的感激，后者是对事业伊始的铭记，两者均是“不忘初心”。在个人从事中韩文化交流工作30年之际，我也希望将这两件事作为对于前半生的总结和追忆。
我眼中的中韩关系
2018年，我出版了一本书——《我眼中的中韩关系》，主要梳理了中韩之间的文化起源、文化交流、交往历史和相互关系，分析了两国在发展上的共同点和差异所在，在此基础上对中韩两国的未来关系进行了展望。韩国在文化方面受到中国的影响较大，要了解韩国文化，一定需要了解中国文化。
例如，中国对于时间、距离以及经济的观念与韩国截然不同。中国人可能会因为对某个地方的喜爱，长途跋涉前往拜访；相比之下，韩国人可能会觉得路途太远、耗费时间太长，继而选择放弃。此外，在经济方面，中国人在处理公事的时候，遇到需要裁决几十万人民币的情况都显得很痛快，但如果是碰到类似的私事，往往会精打细算。这也显示出中国人经济观念中的明确性。在工作方面，中国人对自己的工作责任心很强，对组织的献身精神也比较突出。我觉得这样的情怀和心态是支撑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力量所在，中国人也显现出了的包容、忍耐力和宽阔的胸襟。
中韩关系的历史已有几千年之久，但是如今韩国民众却有很多误解中国的地方。中国的经济是韩国民众较为关注的问题，因为两国在地缘层面相邻，韩国亲眼见证了中国经济的腾飞。中国自改革开放之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在学术出版方面，中国科研作者发表的论文和著作已经达到了国际水准；在人民素养方面，自北京奥运会以来，中国在交通秩序、卫生服务等方面获得长足进步；在城市发展方面，中国的一线城市发展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在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意识方面做得非常了不起。
然而，只有经济方面的认识是不够的，真正了解中国的文化才是关键。同时，中国和韩国都是东亚重要的国家，如何通过文化的交流与互通，实现互帮互助、共同进步，是关系到国家发展和人民未来的重要问题。
如今，越来越多的韩国民众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很多人通过阅读图书来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情况。同时，他们也希望看到更多关于中国的文学作品，了解更多中国的文化。在其他方面，每年到中国的韩国游客数量不计其数，他们通过游览中国的名胜古迹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未来，两国应继续扩大民间范围的交流活动，积极推动翻译和出版工作，促进更多介绍两国文化、历史、生活及社会风貌等方面的优秀图书落地出版，使中韩关系更上一个新台阶。
推动中国作品的海外推广
到目前为止，我翻译过的中国图书大概有一百多本，这其中有很多高水平的著作，这也说明中国的出版社正在积极挖掘和扶持优秀的作者。最近，我翻译出版的有关“全球治理与中国担当”，以及“与世界共同发展中的中国角色”等方面的图书都让我感触颇深，我觉得这些图书和它们所阐释的观点是中国成为“世界核心”的理论基础。在这其中，也有指出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的图书，我觉得这样具备自我反思意识的优秀图书也是中国经济能够更上一层楼的主要原因。
然而，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认为两国学者应共同致力于文学翻译和图书出版工作，实现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在图书的选择方面，两国需要选择民众喜闻乐见的图书进行合作出版，这样会比较容易实现文化、学术“走出去”。
近年来，中国政府也在积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利用海外作者和译者资源，实现中国作品在其他国家的落地出版。毕竟，再好的图书如果没有读者阅读，就不能达良好的传播效果。汉语是一种其他国家学习者很难掌握的语言，就连常年研究汉语的外国学者有的时候也常常感到困惑。因此，中国政府应该积极培养优秀的翻译人才，持续而稳定地推动中国作品的海外出版。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优秀的文化、深厚的人才储备、广阔的地缘范围，这都为推动文化“走出去”，实现文化海外传播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因此，我认为中国应该继续保持与周边国家的“互惠互助”以及对全球治理的担当意识，积极推广国际合作、解决国际分歧，从而促进与其他国家的交流。
5月16日，东亚未来研究院院长金胜一在北京举办的2019当代中国与世界论坛“命运与共的亚洲未来”分论坛活动。【摄影 记者 邵天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