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房间是她们走不出的深渊
当“N号房”在Naver热搜关键词里一步步上升直到首位，这个隐藏在网络世界的罪恶房间逐渐进入了大众的视线。“N号房”是指建立在网络世界的多个聊天室。与普通的聊天室不同，这里的N包含着一种等级关系，聊天室的成员在房间里“分享”着针对女性的性剥削视频，当会员不满足于当前房间里的视频“尺度”时，仅需缴纳更多的钱，即可升级至更高级的房间，观看更具“刺激性”的视频。
与普通的成年人影片不同，“N号房”中的视频内容可以说是一场场犯罪现场的记录或直播。聊天室运营者通过在Telegram上创建多个聊天室，将通过对受害女性威胁获取的资料、照片或视频等按照“尺度大小”发布在各个聊天室中，会员甚至可以看到性剥削视频的直播现场。受害者会被要求在身体刻字、食粪饮尿、将虫子放入性器官、侵犯幼年亲属等。更有受害人遭遇线下性侵，而性侵过程也可能上传至这些聊天室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N号房”并非个案，它代表的是一种性剥削的犯罪模式。根据目前的调查，“N号房”最早出现于2018年12月，当时首名聊天室创建者Godgod运营了约8个聊天室，以“1号房”、“2号房”的方式对聊天室进行命名，这就是“N号房”最初的由来。而将“N号房”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的运营者便是当前事件的旋涡中心、“博士房”案件的主犯——赵主彬（音）。2019年9月，赵主彬创建了“博士房”，同时经营免费聊天室和不同等级的付费聊天室。而观看这些性剥削视频的会员数高达26万余人，最多时上万人同时在线观看。
截至目前，已知的“博士房”受害者已多达74人，其中包括16名未成年女性，年龄最小的受害者年仅11岁，仍在读小学。屏幕外，成千上万的会员对受害者进行着“视奸”，享受着他们的狂欢。屏幕里，弱小无助的受害者被永远锁在一间间聊天室里，孤立无援。
就在“N号房”事件主犯之一的赵主彬被捕约3周后，中国媒体《南风窗》的一篇有关性侵案件的新闻报道也迅速登上微博热搜，成为中国网络平台上热议的话题。根据该媒体报道，曾出任一家跨国石油服务集团的副总裁兼首席法务官，并兼任国内某上市通讯设备公司独立董事的鲍某涉嫌性侵未成年养女三年。据受害人李星星（化名）的描述，2015年12月31日的跨年之夜，就在鲍某老家天津的房间里，李星星被养父强行侵犯，而那一年，她刚满14周岁。这个漆黑的房间，成了她噩梦的开始。
14周岁虽然是刚入初中的年纪，但即使李星星的指控成立，鲍某的行为也非“强奸幼女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奸淫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而当时的李星星刚刚脱离了法律上的幼女身份。据报道，从2016年到2019年末，李星星曾多次向警方报案，也一次次向警方描述自己的“噩梦”经历，希望犯罪者能被绳之以法，但等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石沉大海。而在这四年里，李星星曾多次试图自杀。
在《南风窗》发文引爆舆论后的几天，嫌疑人鲍毓明也站出来为自己发声。在《财新网》12日发布的《高管性侵养女案疑云》一文中，嫌疑人鲍毓明将自己与李星星的关系描述为“情侣”，而非“父女”。报道中，鲍毓明虽然没有否认他与李星星发生过性关系，但他一直强调，待到李星星成年之际就会与她办理结婚手续。如果舆论没有把这个案件推到风口浪尖，李星星最终是否会成为养父的妻子无人知晓，但14岁的少女所经历的故事一定不是在那个年龄可以承受的重量。
▲谁来保护孩子？
据韩国女性家族部2018年发布的《2011至2017年以儿童青少年为对象的性犯罪发生趋势和动向分析》，2011年到2017年间，韩国登录个人信息的未成年受害者数共计16811人。另据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以下简称“女童保护”）发布的《2018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2013年到2018年，中国媒体公开曝光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一共是2096起，受害人超过3924人，平均每天就有一起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被曝光。然而学界一致认为，由于诸多因素，性侵儿童案例难以全部被公开报道和统计，被公开的案例仅为实际发生案例的冰山一角。
韩国CBS电台主持人金贤正曾匿名采访“N号房”中一名未成年受害者，对话中这名受害者表示，案发的2018年，由于生活费方面严重不足，还是初中生的她在聊天软件上四处寻找兼职，无意中获知赞助兼职（类似于援交）可以每月获得400万韩元的高额收入。在与嫌疑人联络后，她逐渐放松警惕，将自己的裸照发给嫌疑人，并泄露个人住址和电话。嫌疑人就是凭借这些资料和信息，对其进行越来越过分的威胁。在整个被害过程中，可以看到的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和“恶魔”的交流，而本应起到监护义务的家长、亲人、老师、学校都未曾登场。
在鲍毓明性侵案中，把李星星送到其身边的正是李星星的母亲。根据中国《领养法》规定，有三种情况孩子可被领养，分别为“丧失父母的孤儿”“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而且应是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其中，被收养儿童身份信息只能通过收养登记中心或儿童福利机构查询。李星星的母亲至今并未明确说明当时送养孩子的理由，但显然李星星并不属于上述三种情况。
实际上，韩国政府近年来通过修订法案、扩大化学阉割实施对象以及对有强奸罪前科者佩戴“电子脚铐”等方式打击性犯罪。在这次“N号房”事件中，政府也表示为了防止受害者受到二次伤害，将尽快变更受害者的身份证号码。同时中国最高法刑一庭负责人此前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也表示，性侵害儿童犯罪严重损害儿童身心健康，严重违背社会伦理道德，人民法院对此类犯罪历来坚持零容忍的立场，对犯罪性质、情节极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的，坚决依法判处死刑，绝不姑息。
▲故事的结局牵动人心
13日，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网络性犯罪专项调查组以涉嫌违反《关于保护儿童和青少年不受性侵的法律》对“N号房”事件主犯赵主彬提出公诉，他将面临涉嫌强制儿童卖淫及性骚扰等14项罪名指控。目前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已将案件交由主审性犯罪和外国人犯罪的刑事合议第30庭进行审理。首场预审将于4月29日下午2点进行。
此外，涉嫌参与“博士房”运营的前社会服务公务员姜某和网名为“太平洋”的李某也被追加起诉。然而，无数的罪恶之眼仍躲在茫茫人海之中。虽然截至16日，青瓦台问政平台“国民请愿”要求公开“N号房”全体会员信息的请愿人数已超过202万人，但由于Telegram的服务器在海外，韩国警方难以获得会员信息，26万会员的身份能否公开尚难以知晓。
回到鲍毓明性侵一案，目前，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已排查联合督导组赴山东，对该案办理工作进行督导。在《南风窗》发出第一篇报道后，鲍毓明也接受了几家媒体采访，并对外“喊冤”，同时还放出支持他主张的录音及聊天截图等证据。从这一情况来看，李星星关于养父性侵的起诉能否成立难下判断。
不管是聊天室里的受害者还是被性侵的李星星，嫌疑人在她们心中钉下的钉子即使被拔出来，也仍是伤痕累累。时间无法倒流，没人能在案件发生前阻止这一切。除了让犯罪者得到应有的审判，对受害者而言，更重要的是心理辅导的介入。在性侵儿童案件的代表作电影《素媛》中，如何让被害人和被害人的家庭走出伤痛正是故事所讨论的重点之一。
此外，当性犯罪的受害者逐渐低龄化，性教育也成为当前教育界不应回避的话题。一次次的亡羊补牢，终究不是性犯罪的最终解法。面对性教育应该从何时开始、性教育应该以怎样的方式进行、男性和女性的性教育应该如何区分等等一系列问题，成人的思考不能缺席。
N号房事件主犯之一赵主彬 【摄影 记者 柳岱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