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溯源问题上，美国泼脏中国的做法主要与其国内环境有关。新冠疫情爆发前美国经济疲态已经显现，疫情的发生则为美国政府超发货币提供了契机，如今长期宽松货币政策副作用出现，通胀指数上升和加息风险等多种不利因素并存，导致美国社会爆发高风险事件的概率上升——升级版“佛洛依德”事件极可能再次上演。目前来看，面对这些不利因素，提前转移舆论矛盾、推卸责任是拜登政府作出的选择。依据科学、脱离政治的病毒溯源结果将为人类社会今后的疫情防控提供理论依据，美国以牺牲全人类健康支撑为代价，转移内部矛盾的做法令人遗憾。
初期疫情防控失败让美国政府治理能力遭到质疑，当下抛出“中国责任论”是为了缩小与中国在国家信誉方面的差距。这种思路的具体实践上，美国政府向世卫组织和相关国家施压，要求重建专家小组进行第二阶段溯源工作，从而达到打压中国在科技领域的信誉。中美两国近年来在通讯、生物以及军事领域的实力差距不断缩小，让美国政府感到不适。从理性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高科技领域若要长期保持优势、顺利实现革新升级，该国的在国家战略制定方面应当比竞争对手更具前瞻性，政府的行政能力与资源调配效率也要做到高效且精确。从感性角度出发，在战略决策出现失误时，勇于承认错误、积极查漏补缺的态度对于维护政府信誉度尤为重要。目前来看，美国政府在“以理服人，以德服人”方便还有欠缺。
美国发动情报机构和宣传机器，制造新冠病毒来自中国实验室的荒诞理论，还是为了掩盖其自身在生物实验安全上的失责。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影响力，美国在全球建立200多家生物实验室，接连不断发生的泄露事故导致当地居民强烈反对，一些实验室还曾因疑违反国际公约而遭到谴责。美国在生物实验领域的斑斑劣迹在此不多赘述，其自身面对安全风险时逃避责任的态度若没有发生改变，则危害人类健康的“美国风险”就不会消除。
新冠疫情放大了全球问题治理过程中跨意识形态合作的必要性，“某某国优先”的论调与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恢复的需求格格不入。在美国大肆鼓动反科学言论的同时，国际社会更应该多加关注美国社会当下面临的矛盾，深刻思考“美国模式”与当今人类社会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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